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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兩千多年前，孔子的弟子子貢曾經請教孔子治國之道，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當子貢問三者中去掉哪一項時，孔子說去兵。子貢進一步問剩餘的兩項如何選擇台中電器批發商時，孔子說去食，他還說：“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對於立國是最重要的。顯而易見，這個故事既標明瞭中國傳統文化是重信的，同時也折射出誠信對於為人處世乃至治國理政的極端重要性。
誠信維系著人與人的信任關系，維護著正常的社會秩序，是立身之本，立業之源，立國之基。正因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瞭新時代，要“推進誠信建設和志願服務制度化，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這就為新時代推進政府誠信建設進而發揮其示范帶動效應提供瞭新的思路。
一、政府誠信的社會效應
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體系，市場主體之間由於市場交易形成瞭錯綜復雜的誠信關系。要保證市場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相應的社會誠信體系加以規范和引導。政府的特殊性身份與地位決定瞭政府誠信的巨大社會影響力。一方面，政府的誠信事關民眾的民生福祉。另一方面，社會誠信需要政府的示范和促進。可以說，整個社會誠信建設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及其官員的誠信程度與水平。眾所周知，政府及其組成人員掌握著由社會讓渡的公權力，是公眾利益的捍衛者，代表著人民行使權力、治理國傢。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由此形成瞭一種特殊的委托代理關系。而政府誠信則是建立在契約關系基礎上的政府履行職責和行政承諾的誠信能力，它通常以政府行為及其政府官員的態度形式表現出來。判定政府誠信的標準主要是：政府能否正確行使公共權力，能否嚴格遵守規則，能否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事實上，政府誠信具有很強的社會效應，繁榮的政府誠信對其他社會主體誠信的建設具有示范效應。
二、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府誠信問題
市場經濟社會裡，與傳統社會靠血緣關系和人情紐帶維系的“情感誠信”有所不同，市場經濟斬斷瞭人與人之間的血緣親情紐帶，打破瞭傳統地域限制，使“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世界”，也使“情感誠信”轉向“契約誠信”。市場經濟維系誠信的方式就是契約，契約一旦訂立，就具有瞭法律效力，違反契約就會受到法律的懲罰。新中國成立69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實行40年來，總體而言，我國政府的信用是好的，人民的信任度和認同度也是高的。同時也須清醒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不能依法行政，存在著有法不依、執法不公的現象，踐踏瞭國傢法律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素質扭曲、道德素質低下，存在行政不作為，滋生瞭各種形式的腐敗；地方政府政策缺乏穩定性和延續性，政府制定政策時缺乏責任和利益約束，往往隻考慮本屆政府的政策行為，以致政府領導換屆時出現瞭許多“新官不理舊事”的現象；地方保護主義嚴重，阻礙瞭區域要素資源的流通；諸如此類。可以說，政府誠信的缺失不僅影響瞭政府自身形象，還涉及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甚至引發政府的誠信危機。台中家電批發倘若政府誠信缺失問題不加以重視、合理引導，會給整個社會系統和國傢政治穩定帶來極大危害，形成所謂的“蝴蝶效應”。
三、新時代發揮政府誠信示范效應的重點路徑
誠信是人類文明的發展基石，是社會和諧的道德指引，是市場經濟的契約基礎。無論是人類文明發展、社會和諧構建，還是市場經濟培育，從宏大的歷史視野到特定的市場環境，強大、專業的“官僚機器”仍將發揮巨大的作用，誠信已經在“官僚機器”中烙下瞭不可磨滅的印跡。毛澤東同志曾在《湘江評論》中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傢者，我們的國傢；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為人民幹事是天職，不幹事是失職。可以說，政府行為的好壞、政府績效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這就迫切需要整個政府的治理模式逐漸實現由統治行政、管理行政向服務行政、誠信政府的轉變。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瞭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黨和國傢工作提出瞭許多新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要講究誠信自然成為上述“許多新要求”的題中應有之義。為切實發揮政府誠信的示范帶動效應，當前亟需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進政府治理走向善治。善治是治理的最佳狀態，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是實現傳統的“強政府、弱社會”治理模式轉變的理想目標，更是政治生態的價值彰顯。因此，現代意義上的誠信政府是一個以誠信為價值導向、以誠信制度為行動綱領的善治政府，其實質就是政府與社會的協同治理。
二是借助新媒體提升政府形象。面對新媒體，政府要采用新的思路和態度，不能將新媒體視為洪水猛獸，不能用傳統的行政手段去壓制和漠視，而要積極適應變化，主動迎接挑戰。面對新媒體，政府首先要增加透明度，重塑權威性，凝聚公民共同體。其次，政府及其官員要及時摸清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善於傾聽網民的意見和建議，在對話和互動中實現雙方目標和價值的契合點，進而凝聚民心，提升網絡話語權，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第三，政府要增強大數據時代公共決策的包容性。作為最大的數據占有者，政府掌握著社會方方面面的數據信息，要有效回應社情民意，需要運用好大數據增強公共決策的包容性。
三是強化制度約束重塑政府公信力。為政之要，重在取信於民；取信於民，核心在政府誠信。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政府公信力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曾明確指出：“古羅馬歷史學傢塔西佗提出瞭一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瞭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警惕“塔西佗陷阱”，實際上反映瞭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社會治理、人心向背的重大思考。要成功跨越所謂的“塔西佗陷阱”，除站穩人民立場、切實把握民意之外，還要強化制度約束。制度規范約束是政府誠信監督的重要保障，也是推進政府及其成員誠信建設的行動準則，它更加強調正式制度的作用，同時也要有效發揮非正式規則的規范引導功能，主要包括信息公開機制、失信測評機制、責任追究機制、危害補救機制、守信激勵機制和申訴復核機制等等，由此形成一個有序循環、相互依存的制度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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